攝影／田俊

　　本文試圖勾勒出改革開放30年來國人閱讀狀況變化的過程，一方面，如徐友漁先生所說，“折射社會變遷”（其實兩者是互為折射的），一方面，也是想探詢下導致這一變化過程的內因。這個任務很大，本文主要從三個角度入手，首先是盡量還原一些當年較為典型的閱讀場景，先落腳到實地，并將其連貫成一個有機的過程；其次是注意補充一些產業數據，以提供“硬性”佐證，撐撐門面，也交代了一些發行渠道的變化；三是佐配了相關的流行文化中的一些元素，流行文化是同閱讀史并行的解碼社會生活進程的一條重要線索，就算是搭把手，烘托烘托氣氛，顯得熱鬧。

　　受時間、經歷、視野，以及版面篇幅等的限制，本文必有許多遺漏，即便是留取的部分，也不見得精當。之所以不揣淺陋野人獻曝，是出于以下考慮：世界前進的節奏越來越快，時間的容量越來越大，也許這30年的變化總和，后世只要5年就可實現，因而后30年的閱讀狀況，站在當下是完全沒有把握想見的（更不要說左右）。早有古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是形容事物發展的不可預知性（卻也暗合螺旋上升的規律）。在我這個歲數，做事情總還是為著將來多一些，閱讀史，更有著無限的未來，既然無法左右，那就干脆做好服務工作——如實記下一筆，將來總能有點用處吧。

　　除了上述兩方面的意圖，其實還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是閱讀引發的思想活動，對它所依附的時代和社會的發展，究竟應該是主動性多一些好呢，還是被動一些好？這也是“誰走在誰前邊”的意思。是為題記。

我要讀書

　　1974年，葉兆言高中畢業。因是家中獨子，他沒有像其他大部分同齡城市青年一樣上山下鄉，而是進了工廠，干起了鉗工。當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機器打交道，那種完全機械的工作，很快就讓他感到厭倦。想讀點書、學點什么的念頭像草一樣瘋長，雖然并不明確自己想學習什么，卻仍是一門心思地想讀書，“像寫《半夜雞叫》的高玉寶一樣。又仿佛是大姑娘想嫁人，嫁給誰不知道，只是春心蕩漾，已做好了充分的愛的準備，就等著實實在在地去愛一個人”，“當時想讀書的欲望太強烈”，以至“不能讀書意味著世界末日”。（《我的1977》，中國華僑出版社）

　　“文革”十年對文化的嚴重摧殘，對新聞出版的嚴格控制，致使公眾精神生活一片荒蕪。“文革”結束后，那種“不能讀書意味著世界末日”渴求的集體釋放，終于引爆了席卷整個80年代的文化熱潮。

開禁

　　熱潮初期的動人景象出現在大中城市的新華書店前，出現在各大高校的圖書館里……

　　作家韓小蕙回憶自己1978年考入南開大學后的情景：“那時我不分冬夏，每天清晨6：00起床，略事梳洗，6：20準時邁出宿舍門，有課時就到教室早讀，沒課時就走向圖書館，一邊等待開門一邊或背古文古詩，或讀英語，或看各種書報雜志。

　　圖書館門前每天早上都擁滿了人，要在一開門時就沖上去占座，稍晚一會兒就沒地方了。這也是因為當時全社會都有苦讀風氣，跟今天人人都在談賺錢、談歌星影星明星、談養生健美化妝術一樣。當時書店門前經常排起長龍，一排就是三五里地，什么《基督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多少年沒見過這種書了，一開禁，人人都興奮得像小孩子買炮仗一樣，搶著買。回想起那日子，真像天天下金雨似的，舒心，痛快！”

　　書店門前排長龍的記憶，也出現在諸多從那個年代走來的學人的敘述中。從事后披露的資料看，早在1978年3月，為了迅速地緩解巨大的社會文化閱讀需求與書店無書可售的矛盾，國家出版局曾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個省市的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要求對“文革”前出版的圖書進行審讀、修訂，緊急重印35種中外文學名著，這一舉措甚至動用了國家準備印刷《毛澤東全集》的儲備紙。那年“五一”節期間，人們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新華書店門前排起了長隊，等待這些書的統一發售，《子夜》、《儒林外史》、《家》、《春》、《秋》、《悲慘世界》、《哈姆雷特》等曾遭封禁的文學名著，開始再度走進尋常百姓家。

　　“禁”與“解禁”的轉換成就了一次歷史性的反彈，1979年4月《讀書》雜志正式創刊，一篇《讀書無禁區》的文章成了一個顯著的標志，這個口號也成了“閱讀界”思想解放的先聲。在其他領域，類似的反彈一樣洶涌如潮。“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愛你有幾分”的“靡靡之音”，在只講“戰友情”、不講“愛情”的無性別文藝生活統治十年之后，俘虜了全中國的耳朵。首都機場新機場大樓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中的全裸女性畫像，讓北京城“能走得動的一半兒都去看了”……

“跪著造反”

　　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一些地縣的農民開始不再偷偷摸摸地忙活“屬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城市里的青年人則在熱切議論著朱光潛、李澤厚的美學和舒婷、顧城們的朦朧詩。那真是一個孕育著無限生機的新時代的開端。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來了，“走向未來”叢書來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來了，薩特、弗洛伊德、馬克斯·韋伯、本雅明、海德格爾、福柯、波伏娃、亨廷頓……仿佛是大家共同的親戚；現象學、闡釋學、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女權主義……也成了時髦名詞。

　　然而思想界的解禁并不像前文描述的那樣，是一種全力向前、發足狂奔的樣子——事實上，《讀書無禁區》就引發了激烈爭論，受到了批評和一些人的攻擊——它仍然是在多種力量的牽制下，謹慎地、試探性地同時也是不可逆轉地前進。自1980年起16年在編《讀書》的沈昌文發明了一個術語——“跪著造反”，用以概括當年的工作狀態：曲意表達，有話不明說，“提供材料不做結論”，而材料“盡量到馬列組里邊去找”。

“好像一本書出版出來自動就會創造出需求”

　　不管怎么說，中國迎來了一個瘋狂的閱讀時代，許多新書的發行銷售情況好到令人難以置信，幾十萬冊的印數輕易就能實現，“好像一本書出版出來自動就會創造出需求”（《中國出版產業論稿》，陳昕，復旦大學出版社）。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累計發行430萬冊，一部專業教材《政治經濟學概論》（第一版）也能累計發行超過300萬冊。這種旺盛的需求拉動著中國圖書市場的迅速擴張。到1985年，中國出版社的總數已由1977年的82家猛增到500家，年圖書出版總數連續9年以年均5000種的速度遞增。

　　根據博庫書城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沖的記憶，“文革”后第一家民營書店學勤書店出現在杭州中山南路上，時間距1982年6月“一主三多一少”（以新華書店為主體，組成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網絡）提法出籠不遠。實際上在此之前一兩年內，一批小型個體書攤已經開始出現在城市的街頭巷尾，它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過去集中統一經營和計劃安排下新華書店系統布點不完善，銷售形式過于死板，無法滿足社會對于圖書流通需求的壓力。這些個體書攤很快因為獲得了政策承認而蓬勃發展起來，數量有了較大的增長，并從中產生了“文革”后第一批民營書店。

　　在新華書店方面，盡管早在1978年底，新華書店總店即在北京召開十大城市店開架售書會議，推廣開架售書經驗，但更大范圍的實際推廣還要延后一段時間。

　　根據新聞出版署的統計，1985年新華書店系統已擁有超過8000個售書網點，全年共銷售圖書61.16億冊（這一數字占到全年圖書出版總量的91.65％），成為“文革”后年銷售圖書的最高峰。

“振臂一呼，應者云集”

　　有專屬名詞意義的“文化熱”從80年代中期開始起步，一大批熱衷于談論“中國的現代化”、“中國文化如何面對西方的沖擊”、“第三次浪潮”等一類看上去與日常生活和個人發展無關的話題的知識分子，借助于出版書籍和在有限的幾本雜志上傳播知識和發表意見，在文化界嶄露頭角，成為較大范圍內的風流人物，像金觀濤等的“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甘陽、劉小楓等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以及以湯一介、樂黛云、龐樸、李澤厚等為旗幟的“中國文化書院”中的一眾學者，錢理群、汪暉、黃子平、劉心武、陳平原、吳亮、崔之元、李陀、周國平等經常在《讀書》雜志發表文章的學者等等。

　　在一篇名為《卅年間，落幾滴星星雨點在心田》的網文中，遼寧出版集團副總經理俞曉群回顧了1987年自己在遼寧教育出版社為推出叢書“當代大學書林”征稿的情況：“記得當時我們在光明日報上發了一個小小的‘征稿啟示’，結果投稿的來信鋪天蓋地，我們用大字報的形式把題目抄下來，整整貼滿了一面10余米長的墻壁；其中有張光直、薛華等大學問家，更多的是一些初露頭角的學術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飛、孟憲忠、邴正、陳學明等……回想起來，那時提出一個叢書的名目，向社會征稿，真有‘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感覺。”

　　那是個樂于表達也樂于傾聽更樂于爭論的年代，整個社會仿佛都處于一種急急地尋找的狀態，人人都像背負了歷史使命，熱衷于說出自己的判斷——或者干脆就是希望，也渴望聽聽別人的意見——哪怕僅僅是批評，種種思潮、觀點不斷碰撞，有激烈的分歧，也有來自遙遠地方的唱和，喧囂、嘈雜但是生機勃勃。不止在公共領域，在一些私下的場合，這些表達、傾聽與爭論更普遍甚至更激烈。李陀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充滿向往地回憶當年朋友間的聚會和討論：“有一次，我、（張）承志、（鄭）萬隆、（陳）建功，四個人大概是傍晚見面，是夏天，沒地方去，只好一邊走一邊聊。后來干脆就坐在馬路沿兒上聊——就我家那樓底下的馬路沿兒，聊到半夜，餓了，也沒東西吃，怎么辦？那時候有什么夜宵？路邊有西瓜攤，就買西瓜，把大西瓜在馬路沿兒上一砸，磕裂了，幾個人吃西瓜。那次好像聊得時間很長，而且一直是討論文學，等到分手的時候，記得已經是黎明，天都快亮了。”“那時候，你的家對所有朋友都是開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對你也是開放的。不管是吃飯、閑聊、讀詩、商量事情、討論問題，甚至是起草宣言，寫大標語，差不多都是在某人的家里。現在的人，已經很難想象80年代的知識界是多么活躍，有多少聚會、集會，又有多少重大的議題，是在這些聚會和集會里被討論。”

　　同時期的流行文化領域，金庸的武俠作品以翻版盜印本的形式流傳，瓊瑤的小說成了眾多少男少女人手一冊的“口袋書”，三毛也搶在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之前，開啟了內地青年小資浪漫主義人生觀；電視機這一新型傳播載體逐漸普及，開始顯現出與大眾通俗讀物分庭抗禮的力量，1983年首度在內地播出的香港電視劇《霍元甲》，與次年的《射雕英雄傳》，以及后來的《上海灘》等，都曾制造了萬人空巷的觀看盛況，片中的主題曲也迅速流行并被傳唱至今；而流行音樂領域，1984年鼻音濃重的張明敏唱出了民族認同感，也帶來了身后一批港臺歌手，1986年崔健憑借一聲吶喊成了中國搖滾第一人，到了1987年，費翔讓“冬天里的一把火”紅透了大江南北……這些勢力正在形成合謀，一個能夠讓薩特、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的理論著作動輒發行20萬冊的時代，即將成為過去。

“讀書無用論”

　　“80年代一個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繼往開來的激情，人人都有這么一個抱負。”李陀說。表面上看，1989年的時局動蕩，讓曾經的激情變得心灰意懶，實際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綱領所引發的商品經濟大潮，釜底抽薪，讓一部分激情失落，一部分激情湮滅，一部分激情回歸理性，一部分激情另起爐灶。

　　學者鄭也夫在《后物欲時代的來臨》的開篇，有一節講“人生觀權威制定者的淡出”，說的是近現代東西方世界共同面臨的社會轉型。他說，在近現代的世界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政治家都已經從為人們提供人生觀的這種角色中淡出。因為要強調物質和生產，有更勝任的角色——商人，他們能夠“具體而微、活靈活現地展示新生活”，能夠告訴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開什么車子，告訴你“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故此，“如果把好生活作為人生觀來鼓吹的話，商人必將成為這話語的最終壟斷者”——消費主導的物欲時代來臨了。

　　1988年，北京地區高校招收研究生，計劃招生8600名，實際報名人數不足6000。沒有數據統計出當年從北京去海南創業的人數，但在當時，社會上盛行的順口溜是“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緊隨著“下海”誕生的時髦名詞，是更有形象感染力的“弄潮兒”。

　　1992年，時為寧夏文聯主席的張賢亮把賀蘭山下的一片荒地——鎮北堡改造成西部影城，開始“出賣荒涼”。在后來發表的文章《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張賢亮說，“中國的文化人只有參與了經濟生活才能干預社會生活……我們應該自信自己是強有力的，我們的手腕將會粗壯起來，我們要把中國的市場騎在胯下，在上面展開優美的‘托馬斯全旋’”。他和他的這番話，成了那個年代的一個小小注腳。文化人要想“干預社會生活”，不再是通過自己的筆和話語，而是要參與經濟生活，以使自己的手腕粗壯起來，把“市場騎在胯下”。然而市場的狡猾和強大之處即在于，它可以被輕易地“騎在胯下”，卻不會再讓你輕易地“翻身下馬”。

　　就在那一年，整個中國在“改革開放步子再大一點”的指引下，邁開了大步。

　　“讀書無用”的論調，在1990年前后甚囂塵上。

　　數據顯示，1986年中國圖書出版總印數和總印張同時出現了大幅下降，以后雖有所回升，但直至1993年，這兩個數字始終未超過1985年的最高點（66.73億、282.75億）。

　　1985年后，平均每種圖書印數下降的幅度也開始加快。1988年4月起，中國圖書發行的主要渠道新華書店，為了減少庫存，大幅度地削減新書訂數，部分圖書的訂數甚至出現了零的情況，出書難、賣書難、買書難的問題同時出現，“整個中國圖書出版產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陳昕分析稱，原因在于需求出現停滯甚至下降，而供給能力仍在擴大。事實的確如此，到1989年，中國出版社的總數已增長到536家，盡管出書總量（印數）減少了12.1％，但品種數增加了64.4％，總碼洋更是近乎翻番。而從1984年起，我國人均書報費在城鎮居民家庭的日常消費總額中的比重開始了逐年下滑。

　　陳昕認為，1985年是中國圖書出版市場的一個重要的分界線，從這以后，中國圖書出版產業從以前的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適應和接受這一轉換，中國圖書出版產業經歷了長達9年的調整徘徊。

金庸當上“盟主”

　　1990年，中國第一部室內劇《渴望》誕生，一時間，“舉國皆哀劉慧芳，萬眾皆罵王滬生”，有多少未成年的半大孩子度過了一段再無父母管束的自由夜晚。該劇導演鄭曉龍后來透露，公安部當時統計，由于《渴望》的播出，犯罪率都下降了，為此，公安部還專門舉行了一次慶功會，把《渴望》劇組請去了進行表彰。電視的威力真正在中國顯現。在這一年，中國內地已擁有1.6億臺電視機，電視觀眾人數達到8億。

　　同年，另一部電視劇《圍城》同樣大出風頭，讓最不愿張揚的錢鍾書先生成了全國最知名的作家，紙版《圍城》風靡全國。

　　《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京華煙云》、《婉君》……90年代在熱熱鬧鬧的電視劇中走來。

　　羅大佑唱響《戀曲1990》，“四大天王”帶來了流行一時的“蘑菇頭”，鄭智化的“水手”一遍又一遍地訴說痛還是不痛的問題，“村里那個姑娘”終于突破港臺歌手的重圍，老狼開始在校園里游蕩……

　　中國圖書出版產業繼續著調整徘徊，卻擋不住通俗文學的狂歡。三毛繼續在荒涼的撒哈拉書寫大胡子荷西的童話，金庸奠定了武林盟主的地位，王朔也完成了從《空中小姐》到“動物兇猛”的轉型，瓊瑤還沒有變成“阿姨”，還在為少男少女編織一簾又一簾幽夢……

　　中國內地的大眾文化氣象萬千日新月異，80年代活躍在前臺的學者們大多退回到象牙塔里，李澤厚說，“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叢書出版潮還在延續，選題則越來越顯細分。“國學叢書”（主編張岱年，1991年起）讓“回歸國學”成為熱點，“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主編羅榮渠，北京大學版，1992起）關心現代化理論在90年代的進展，“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主編劉小楓，三聯書店，1994年起）正兒八經地開出一堆基督教神學書目，“當代法學名著”（主編季衛東，中國政法大學版，1994起）開始搭建中國法制社會的思想基礎……此外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主編劉東），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起編的“世界與宗教叢書”（主編何光滬）等也在陸續出版。

零售市場風起云涌

　　在一派紛紛擾擾的景象中，一大批新的民營書店開始崛起，北京的萬圣書園、風入松，上海的季風，廣州博爾赫斯、學而優，貴州西西弗，長春學人，福建曉風等一批社科學術書店在各地風起云涌，各自維系著當地的一脈書香。

　　繼1985年之后，中國內地書價在1994年又一次普漲。這次漲價由紙張價格大幅度上升引起，但紙價在1996年又回復到漲價前的水平，以后也一直保持。如此一來，中國圖書出版產業的利潤水平大幅度提高，現金流量迅速增長，這為書業的起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向好的背景下，圖書出版產業改革逐步推進，書業迎來新的增長階段。（《中國出版產業論稿》）

　　1994年11月，廣州購書中心開業，營業面積超過10000平方米，開國內建設大型書城的先河。之后四川圖書發行大廈、安徽圖書城、上海書城、北京圖書大廈、深圳圖書城等拔地而起，使中國罕見地擁有了全球最多的超級書店。新華書店的經營品種、營銷模式、服務質量等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學術書店與超級書店的共存形成了良性互補，小眾、大眾各得其所。

　　90年代末，網絡書店、連鎖、數字出版成了書業的關鍵詞，種種形式的電子書，各級在建的“網絡圖書館”，開始讓傳統書業受到極大沖擊，知識生產體系已經邁入一場亙古未有的巨大變革之中，新的希望也許正在孕育。

暢銷書時代與閱讀率下降

　　超級書店對于圖書品種的追求，單本書效益下降對出版社的刺激，使得出版社開始在尋求實現規模效益的大道上狂奔，出版品種不斷膨脹，新書上架周期越來越短，退貨開始增加，出版社庫存壓力增大，資金供應緊張，卻只好加快把新書送到書店……惡性循環的怪圈形成，“中國出版業陷入滯脹”的說法開始流行，日本人小林一博的警示性作品《出版大崩潰》引起了廣泛關注。

　　在這個時期，一些單品種暢銷書非凡的銷售業績引發了一片羨慕之情，眾多出版社對暢銷書的追捧熱情與日俱增，中國圖書市場終于進入“暢銷書”時代。而對市場口味的遷就與迎合，使得“淺閱讀”和“功利性閱讀”盛行起來。從《蘇菲的世界》到《學習的革命》，從劉曉慶、趙忠祥到白巖松、崔永元，從余秋雨到易中天到于丹，從比爾·蓋茲到杰克·韋爾奇再到本土的海爾、蒙牛，從《格調》到《布波族》，從米蘭·昆德拉到村上春樹，從劉墉到李開復，從陳忠實、賈平凹到王蒙、余華，從馬小跳到皮皮魯，從“野蠻女友”到“菊花香”，從“70后”到“80后”，從痞子蔡到安妮寶貝到馮唐、慕容雪村，從蔡志忠到朱德庸到幾米，從“窮爸爸、富爸爸”到“奶酪”，從《哈利·波特》到《狼圖騰》，從學英語到學計算機，從美容瘦身到“登上健康快車”到“身體使用手冊”……城頭變幻大王旗，各領風騷三五年。這中間當然有好書，但更多的是與時俱進也與時俱廢。這些情況近在眼前，不作贅筆。

　　熱鬧滿眼中，從1999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首次開展“全國國民閱讀調查”以來，國民閱讀率持續走低的事實終于以一組組直觀的數字呈現出來。這與同期實現增長的出版產業結構與規模的數字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從中可以看出市場的分化。另外一組數據不容忽視，那就是“讀網率”的逐年攀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把電腦變成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再加上功能不斷強化的手機，繼報紙、廣播、電視之后，紙版書的又一個——也許是最強大的勁敵已經來臨。

誰為誰堅守

　　2003年1月，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2002-2003年度工作會議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華章公司董事長孫立哲分析了前后幾年的出版形勢，其主要觀點是，閱讀需求的變化和社會形態的轉變密切相關，社會發展到哪個形態，市場自然會出現相應的需求。他認為，中國同國際社會的接軌進程中，市場為出版業提供了幾波機會，第一波是語言溝通方面的——交流必要使用共同的語言，當時造就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等品牌。第二波是關于計算機技術的——交流完了要學習，進入計算機教材出版領域早的出版社，都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積累與擴張。第三波是現代化的經濟管理知識——大批中國企業渴望學習先進，這一點也為近年來的圖書市場所印證。第四波，他預言是法制方面，因為經濟大發展后，必然要求有新的市場秩序建立，而中國，也必將進一步完善法制社會建設。（大意如此，當時未作筆錄）這就是典型的順應實用閱讀時代的出版思路，精練、透徹。孫立哲被譽為是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的開門人，策劃了諸多國內版權貿易的經典案例，除了華章公司，像這些年聲名鵲起的電子工業社的世紀波公司、中信出版社，以及水利水電社的萬水公司等，都有他在參與。在這“四波”理論中，除了第一波浪潮“做得不太好”，業內人士都清楚，第二、三波他都是真正的“弄潮兒”。

　　還有另外一些中生代出版人，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國圖書出版產業體制改革的探索中，他們是出版領域的戰略家，如陳昕等；也有另外一些出版人，在堅持另一種出版思路。俞曉群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曾任新聞出版署領導、也是出版界有影響和受尊敬的劉杲先生為己著《人書情未了》所寫的序言，“文化是出版的命，出版的魂。沒有文化，出版還有什么意義！”他說：“劉杲先生強調‘文化堅守’，正是在強調出版的根本或曰命脈。我是追隨劉杲先生的觀點的，因為身處這樣的行業里，我們經營的產品就是‘文化’；離開了文化，我們無路可走，只有改行。”

　　有人在為整個產業描繪藍圖，有人在為作為“文化企業”的出版事業開拓，也有人在為“文化”本身堅守；有人在為更廣泛、更便利地服務讀者盡心出力，也有人在為維持“小眾”圖書的書寫者和閱讀者勉力擔當；有人坦然地偏愛消遣與休閑，也有人仍醉心于尋找精神的家園；有人為炮制“群眾喜聞樂見”的快餐逐利起早，也有人甘把板凳坐穿只為過得了自己這一關；有人在漠然轉身而去，也有人竭力奔走呼號……寫書的、出書的、賣書的、讀書的、不讀書的，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或許，這就是90年代以來所謂的“多元”與“包容”吧。

　　“不過才20多年，我們的生活里的友情已經大大貶值、變質了，我們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被緊緊織進一個天羅地網一樣的功利主義的網絡里頭，朋友的意義和作用也完全變了。……已經很難再像80年代那樣：第一，可以直言不諱；第二，可以誓死捍衛自己的觀點，跟人家吵得面紅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會為這個介意；第四，覺得這爭論有意義。這一切都不可能了。意義也沒有了。都沒有了。”（李陀）

　　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誰走在誰的前邊，這個問題仍大值得探究。